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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的中国人 — 根据实际经验管窥中国人的真实本性
如今在日系企业或其关联企业工作的中国大陆员工数量，加之从事与日本有关的工作的中国人数量已达几千万。职场上工作中的中国人与平时作为朋友交往的中国人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虽然中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但是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还非常短，在商业团体工作或是商务人员的中国人，偶尔会做出一些我们日本人不可思议的反应或动作。本专栏邀请到了野村综研中国法人、在清华大学建立共同研究中心，而前后在上海、北京工作的野村综研主席咨询顾问松野先生，他将结合自身经验，为我们描绘出职场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翻译：禹新＞
“公司混同”的中文翻译好像是“公私不分”。而它的反义词是“公私分明”，意思是“将公与私明确分开”。日语里与“公私分明”相对应的词语我还没有想到。也就是说，或许在日本人看来公私分明这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并没有特意去造出一个专用语来。
我在与中国人一起工作的过程中，痛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公私”概念与我们的非常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所有的公司都是国有的，所以衣食住行费用全部由社会承担。因此不必考虑什么“公私”的分别，然而在中国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部分的“私有财产”得到承认。对于这一变化，最为困惑的应该就是那些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了吧。
对于“公司的公共财产禁止随意私用或占为己有”，“工作时间内如需处理私人事情，须得到上司的许可”，“工作机密不得与其他公司或单位的朋友等人泄露”等等规定，最初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应该会感到惊讶吧。在上海建立分公司的时候，最令我不知所措的就是中国人的“公私不分”观念。私事理由占用公司的电话和电脑也许还能够原谅，不能忍受的是公事外出时间去见朋友还若无其事地晚回来，或是肆无忌惮地在与友人聊天时提起公司客户的名字等等。最不能原谅的是辞职职员不肯交还公司统一配发的手机。“可是这里面有很多我朋友的电话号码，没有它，我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办？”
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的一位朋友从上海的虹桥机场打来电话说：“在机场等出租车的队伍太长了，让你公司的车过来接一下我！”“额，这有些不妥吧••••••我们公司的车是用于公司公事的，不能给你私用啊。”我回答道。“你不是老板吗，而且我们是朋友啊！”这位朋友以前也有过“我准备的资料能不能让你的秘书在有空时帮我翻译一下呢？”他曾经托我做这件事。啊~原来如此，在她的概念里，我的车（公司用车）和秘书都是能够随意使唤，归我私有的。
忘记介绍信息源了，曾经有一个对于公司这一概念而进行的有趣的调查结果。题目是：“公司归谁所有？”调查对象是中日美三国的商务人士。美国商务人士的回答是：“公司归股东所有。”日本商务人士的回答是：“归公司工作人员所有。”而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老板称“归自己所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没有人回答说是“归国家所有”。在组织或团体中拥有权力的那些人，他们拥有企业。
这样一来，我们就总结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日本人会每天把自己家前面的道路扫得很干净，而中国人，即使是同一楼内的厕所和楼梯等公共的空间也置之不理、任之脏乱不堪。对于“既不是自己的东西也不是国家或权力拥有者的东西”， 我认为他们缺乏通过制定规则而进行共同管理的社会经验。
虽然举了各种各样的例子，实际只是在“这里是公司，不要公私不分”这一事情上意见与中国人不能苟同。如果硬要使之严格遵守公司的业务规则和规定，本来他们对于这一理由就不能理解和接受，就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把关系搞得很僵。那我们如何妥善处理这一事情呢？
如果是日本企业的话，最初并不是将工作规则和必须遵守的规定强加于员工身上，尝试着让员工也一起参与到公司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来。即使是有着“公司归老板所有，规则也由老板来制定”这种想法的中国人，如果是亲身参与制定的规则，不管是否愿意都会意识到公共空间这一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承认公私不分的规则，但是像“私用手机费用设定上限”或“所得回扣数额呈报制”等程度的规则或许可以尝试。
然而最为关键的并不是实施成果。日本人和中国人一起来制定规则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非常珍贵的试图填补中日文化之间的沟壑的尝试。像这样连工作规则都通过中日协作来完成的公司应该已经存在了吧？如果有读者知道好的实例，请一定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