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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恋人是中国人
我们的摄影师佐渡多真子女士从90年代后期在北京开始活动，观察到很多超越了中日复杂历史关系的跨国情侣。两国间的历史问题、政治摩擦以及经济差异，对他们的跨国恋情来说是阻碍吗？可以逾越吗？伴随中国的变化，情侣的相处方式也有微妙的变化。从90年代相遇相知的恋人到今日处于热恋中的年轻情侣，佐渡多真子女士采访了24对中日跨国恋人。于是就有了Billion Beats 2011年春天到2012年约1年的日语版《我的他是中国人》《我的女友是中国人》24篇系列报告。接下来我们要向各位呈献的是中文版系列。翻译Mimi小姐将用25岁充满感性的笔触为我们翻译了其中的10篇。
ー井口一马的故事ー
儿子今年10岁了，他的名字叫伸宏。“伸宏”这个名字寄托了井口夫妇对儿子美好的心愿——“不被固定观念束缚，胸怀宽广地健康成长”。井口一马先生现在就职于四国的私立大学当副教授，妻子则在北京一家艺术类大学任职副教授。
1996年，井口27岁，当时在早稻田大学读博士的他在日本政治外交史课上认识了长自己5岁的她。当时她在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留学，拜托井口帮忙检查她的硕士论文的日语写法，井口欣然应承了下来。但没想到，她的日语水平比想象中差很多，修改日语给井口带来了庞大的工作量。而在修改论文期间，井口发现她的思想和论点都非常优秀，知道她非常聪明。再加上她长得漂亮又从小练习芭蕾身材绝佳，井口对她情不自禁。而她也觉得井口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没过多久，俩人便成为了亲密的恋人。
她是四川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77年，当时她老家非常贫困，父母考虑到她有不错的身材和容貌条件，觉得也许送她去学习芭蕾能有出路，于是把13岁的她送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舞蹈专业。她在那接受了国家选手级女芭蕾舞蹈演员的专业培训。训练非常艰苦，如果在拉伸训练的时候抱怨一句疼，训练量就会翻番。她先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当助手，然后被录取为北京舞蹈学院舞蹈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学习舞蹈理论，然后到了东京学艺大学读硕士。
——自由职业、犹豫后最终决定结婚——
硕士论文顺利完成后，她为了攻读博士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井口在攻读博士的同时，为了生计，做着大学临时讲师、予备校讲师等兼职工作。她经常跟井口说想结婚。当时还没确定能在大学任职的井口觉得自己还是个“自由职业者”，每每都以“工作、经济都没稳定”为由拒绝。井口也很烦恼这样下去对30过半的女友是否不好。
就在这时候，从北京的某艺术类大学发来了给女友的联络，邀请她回去担任大学的常任讲师。能在大学里工作，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井口想，从她的年龄来说，如果有生孩子的计划的话，也该要结婚了。而自己还没有这样的实力，实在不该再浪费她的时间了。
99年秋季，井口目送她回国了，告别时他对她说“如果你有什么烦恼，随时跟我联系啊。”
慢慢习惯了新生活的她有时候也会给井口打来国际电话，她告诉他，虽然有在相亲，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虽说井口是现实主义者，但是她不在身边带来的寂寥感，让井口对她的思念与日俱增。井口越来越觉得“可能再也碰不到像她这样能让自己着迷的人了。半年后，井口在电话里这么对她说：
“你能嫁给我吗？”
她同意了。当时她觉得哪怕井口不能留在学校当研究人员而要一辈子当“自由职业者”，她也愿意嫁给他。
一年后两人结婚了，再过了一年长子伸宏出生。之后，井口工作定在了四国的一个大学当老师。从那以后的11年间，除了有一年妻子在日本研修生活了一年外，一家人一直分居在北京、四国两地。
“原来我们是为了生计分居两地。但是就这种不合常规的事情，其实尝试之后发现也没什么的。和妻子一起生活在北京的儿子，我们每天会用Skype聊天。我儿子会听着我给缺课的学生录的课程录音，开心地说‘这是我爸爸’，所以他能说得一口地道的日语。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些中日语小混淆，如‘老师有两个’这样的中日文单位混淆。”
井口的家庭里有中国人，，所以对中国有亲近感；再加上他是日本政治外交史的专家，对中日关系有很深的研究。
关于跟中国人相处的秘诀，他如下说道：
“日本人和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特别是历史观是完全不同的。比方说，满洲撤离、遗留孤儿问题等，在日本人看来是悲惨历史，但在中国人看来则可能是日本自作自受。一般日本人在国内接触到的中国人不都是中国的精英层，但是越是中国的精英层，越是对历史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知识。”
“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会导致看法不一样。每到战争结束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夫妻俩会因历史解读问题吵架，找不到答案地一直争吵。这样的理论战就算哪方能驳倒另一方，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夫妻之间尽量不谈论历史问题。”
“如果非得讨论有争议的话题的话，我们不该把自己的看法、观念强塞给对方，而应该认识到我们之间存在差异，并考虑如何在这差异中做到对双方都好。我希望我们的儿子，作为中日混血儿，能接受我们双方的差异，轻松成长。”
（文中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