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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观日本
周阳（伊格），自由撰稿人。曾在中国主流媒体从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类采写和编辑工作。离开媒体后，成立自己的创意设计及数字出版工作室——北京伊朋格工作室，并创办了人文旅行类APP杂志《TapTravel》，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关注与传播旅行地的文明与文化。本网站专栏《近观日本》为2013年在参加BillionBeats的中日儿童影展期间，在日本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日文化差异与互通的思索。
聊完福冈影展上的留学生，再说说影展上的日本工作人员吧。
这次影展的工作者全都是志愿者，包括我和院长。
其实，我和院长一直都在被不断追问，为什么要和铃子一起做这件事？从北京到东京，院长总是躲不开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原因很简单，z这件事有趣又有意义，同时也认可玲子的价值观。
（写真：张朋）福冈影展
这样的问题出自中国的同胞，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反倒是和我们一起志愿工作的日本朋友也反复在问，我们就有些不解了。
因为实际上，无论是上海、北京、福冈、东京，还是未来的其他什么城市，都是当地的中日两国志愿者一起努力完成的，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推进工作，往往还是以日本人为主。
“你们不也都是志愿的吗？”我忍不住问道。
“是啊，”田中回答，”那次铃子回到福冈，说想做这样一件事，我们觉得挺好的，就成立了一个筹委会，准备了大半年。”他说，后来出了钓鱼岛事件，他们觉得更应该加快推动这件事了。
高仓，是铃子在福冈西日本新闻社工作时的同事，现在已经是报社某部门的负责人。这次的福冈影展，他是组织者；而且我们能够在最后极短的时间内拿到签证，也是这位高仓先生的努力。他每次都在给我们的信件中写道：十分期待福冈见。
我们想像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吧。但影展上第一次见到他，就感觉到他是一个典型的内向拘谨的老派日本人。他几乎不懂中文，我们无法有效交流，想表达对他的感谢或者友好，都会担心自己的热情让他觉得不适。所以，只好眼看着他踏着坚定的步伐，在工作区里走来走去，耐心地处理一些极小的细节事务，或者站在门口派发影展的介绍和卡片。
还有天野，这个在中国嫁给一个朝鲜族男人的小巧女子，更是自费从北京跟到了福冈和东京。她为影展设计了给孩子们留作纪念的卡片，还发明了一种非常卡哇伊的手工制作纸相机的游戏。在福冈影展厅旁边一间会议室里，她给来看展览的孩子开设了手工课。
“我一听说有这个活动，就想参加进来。”天野的中文还不太好。她还告诉我们，她非常喜欢住在中国，也很开心嫁了一个中国老公。（不过，插句题外话，可能因为北京的雾霾，天野将带着孩子回到日本生活。）
我想起在计划日本之行的时候，我们差点因为时间关系取消福冈之行，直接出现在东京。玲子当时犹豫了一下，她说，如果我们能在福冈出现，她在福冈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开心。
“福冈的影展和东京不一样，”铃子说，因为福冈的朋友筹办这个影展非常不容易，”他们都是些普通的日本人，和东京的筹备成员不同，大半年来，他们亲自去谈场地、找赞助，很难很难。”铃子说到这些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内心的感激之情。（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什么叫和东京的不同。）现在，我们很庆幸来到了福冈。
朱，如果不开口说话，大多数人都会以为她是个日本姑娘。但实际上，她不过是已在日本生活和工作了十年的北京女孩，最开始是在东京，后来转到福冈，她说，她更喜欢福冈这个更加安静更生活化的小城，正在努力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我第一次见到玲子是在福冈当地的一次社团活动上。”朱说，那是福冈当地企业骨干分子的聚会社交活动。在日本，人们通常喜欢通过各种社团活动来认识不同的人。当时，铃子向大家介绍了这个影展的想法，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她也是这样加入到这件事中，做了一名志愿者。
“日本人很多这样的志愿工作，他们觉得帮助别人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投入，终究会有好的回报的。”朱笑着说，”还有很多日本人，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有义务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呢！”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句话有着多层的含义。我还不知道，如何去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情愫，也不知道在充满矛盾特质的日本人那里，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但在我们的日本之行中，的确能感受到这里的人们竭尽全力在打造一个现实的理想国。
（写真：张朋）
不禁又想起了那个严肃的高仓君。在圆满完成他的担当后，他表现出了搞怪有趣的一面，那是在福岗影展结束时，他汇报完影展的参观人数（远超北京和上海的人数），所有志愿者都欢呼起来。
高仓君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用中文大声喊“一二三，茄－子－！”——大家的笑容僵持了好久，也不见他按下快门，眼看终于绷不住，各种狰狞表情就要现形，高仓君才慢悠悠放下手中的相机，坏笑着说：我其实是在摄像呢！
（写到今天这一段时，我想起了那本著名的老书《菊与刀》中，关于日本人对人情、义理和诚的看法，当然还有日本人的世界观。那本书写于二战后，而今天的日本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两厢对比，仍有很多有趣的关联和发现 。有时间专门写篇读后感吧。）
好吧，下一篇回到旅行的正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