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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日本人
中国知日派记者专为本网站撰写的散文
陈言。自由撰稿人。在日本学习工作14年后，2003年回到中国。在中日两国的主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述中日经济关系的文章。在本网站第一次从文化角度描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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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胖了！”几位中国朋友见到工藤泰志的时候不约而同地说。“胖”在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夸人用的词，对年过半百的人外国人，特别是对一个最多比普通日本人胖出一点的人，一见面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说人家“胖”，体现出工藤这位日本言论NPO理事长与中国媒体之间熟悉程度及不寻常的关系。
工藤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写稿写得特别困难的时候，会像很多记者一样抽烟，属于一根接着一根抽的那种。但还有一点与大多数男性记者不同，工藤能吃甜食，肯把办公桌上的所有小吃都吃得干干净净，特别是有时能吃的都吃光了，但稿子还没有“憋”出来，他就长时间地坐在那里，在烟雾中继续硬着头皮写下去。
这次工藤的“胖”和东日本地区的地震有着很大的关系。“我是青森县人，我比其他人更知道东北地区日本人的特点。明明自己这里已经山穷水尽了，但还是觉得会有比自己更困难、更需要帮助的人。眼睛里含着泪，嘴里也要说该把援助送到其他地方，送到更需要支援的地方去。”工藤对中国媒体说。发生了大地震以后，尽管不是在写稿，但工藤也感觉比平时的工作要紧张，他需要不断地往口中送吃的东西，而嘴里并不知道在吃什么，“胖”就这样悄悄地走到了他身边。
大多数人知道工藤的这个特点，几个月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不见，从工藤的体型变化上，就知道他这段时间是过得比较轻松还是相当的紧张。胖了一圈的工藤风尘仆仆地走到中国媒体编辑、记者人群中时，不用说什么几个朋友就立即感觉到，地震之后工藤是在极度的紧张中，挨过了那些日子。
听工藤讲他们东北人的时候，更多的中国记者眼前浮现出的是普通日本人。东日本地区发生了那么大的地震，福岛发生了罕见的核电事故，国际社会竟然听不到日本国家在此时呼吁世界各国来救助日本，东电公司不会去找美国企业，或者去国际核能方面的组织求助，甚至让人会觉得搞不清楚日本政府、日本企业在想什么。等听到工藤这么一说，大家也就明白了日本的这种特点，那种拼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自救的态度，让听者油然产生出一种对日本的敬佩。
在震后两三周内，日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实施救助。“这次日本发生地震以后，民间志愿者的动作比阪神大地震的时候要快，也很有经验了，大家带着自己的口粮、生活上的必须品，就奔赴灾区救援去了。”工藤介绍说。但不少去救助的人被堵在了路上，还有不少志愿者，并不清楚现在到底哪里才最需要救助。作为在大地震中最该发挥言论作用的NPO组织，这个时候也束手无策了，这些让工藤感到极为焦躁。他除了去呼吁，去找政治家、官员、其他NPO组织商量对策外，就在办公室里靠不断地往嘴里送甜食来消化这种焦躁。
“不能多吃甜食，改喝茶吧。”听到中国媒体的老朋友们这么说，来到中国的工藤开始大口地喝乌龙茶。
现在工藤要和中国媒体讨论该如何动员中国的力量一起抗震救灾。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二战后的中日关系中救助与被救助，如果是单方向的从日本到中国，则已经有了较多的经验，但逆向的从中国到日本，目前还是首次。言论NPO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迅速拿出一个提案来。
有众多的中国媒体朋友在身边，工藤和他们讨论得十分热烈。他一直在喝茶，正好身边也没有甜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