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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日本人
中国知日派记者专为本网站撰写的散文
陈言。自由撰稿人。在日本学习工作14年后，2003年回到中国。在中日两国的主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述中日经济关系的文章。在本网站第一次从文化角度描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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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茂，都—茂！”从脑溢血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后，富冈隆夫看到我，脸上漾出了一些笑容，这样说。“Dohmo，都茂”在日语中是个很独特的词，有感谢、对不起、称赞、不满意等各种意思。“他爸已经不太认识人了，也不和人说话，看到你还挺高兴的。”富冈夫人在一旁说。
几个月前要做一个小手术，富冈住进了医院。手术好像很成功，但期间可能忘了吃降压药，结果突发脑溢血，结果失语、行走不便，他开始天天坐卧在床上了。
我眼前还是那位每个星期都要把一箱书让宅急便寄回家的杂志总编吗？病室桌上还有一份报纸，富冈不断地一页一页地翻着，和过去在办公室见到他时一摸一样。只是那时他脸上会漾出一丝笑，是刚才他看到我时的那种。也有时会让报纸离得更远一点，以便看的更真切。“他肯定老花眼了。”我在一旁看着他想。不过现在他只是机械地翻着，似乎我并不在他身边。对报纸上的大照片、大标题一言不发。“他爸还能看懂那些文字吗？”夫人自问地说。
日本杂志的总编在我眼里看来比中国要好干很多。富冈办公桌前的几位副总如虎如狼，编辑交上来的稿子有个错别字都会大嚷半天，更不用说文字差，结构松散的文章了。富冈则在大办公桌后一坐，看他的报纸读他的书，闲情逸致，好不自在。
总编也忙，在外面不断地见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很多日本杂志总编也要亲自操刀。杂志开篇第一篇文章，基本上出自富冈之手。那是一种绝对要超越所有编辑记者的稿子，是为杂志点睛的一篇短文。《战国策》《史记》、古代、现代的各种小说，都能堆在他的桌子上，我想他是现实社会中，也在故纸堆中找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感觉，一种从古至今，经万人之口不腐不朽的语言。
“都~茂。”富冈挠挠后脑说。大概是写得不那么顺利。过了一会，“中国文学家，你看我这个典故用得怎么样？”富冈问我。我看他用竖版的稿纸，每页只有200格，行与行之间的空隙很大，在改过的字迹上又改了几遍。他知道我不通中国文学，却这样问我。想得出来对于自己找到的那句话，引用的某个典故，他是非常得意的。副总们对他的稿子当然崇敬，但也不客气，你一言我一语地评改，不像我们的某些总编，一句短语就成为经典，编辑记者拿去用就是了。富冈也真的再次推敲，反复更改。
我读日本杂志，往往会特别认真读开篇的卷首语，多半就是因为看到日本的总编花全部精力来写这篇的缘故。现在很多杂志总编实在经不住这么大的压力，改由专家学者写了，我自己则佩服富冈的职业新闻精神，他的那种比其他编辑记者要早走出很多步的选题概念，历史深度，现实感觉，让人不得不敬佩。
北京で食べる春餅
我去过富冈的家。那次夫人往木盆里装了一盆用醋和过的米饭，然后拿出一些新鲜的马哈鱼子。马哈鱼子各个都有我们小时吃过的鱼肝油透明胶丸那可大、晶莹透亮。之外还有薄荷叶等等。富冈在紫菜叶上薄薄地摊上一层米饭，然后放上鱼子，卷成一个像冰激凌甜筒样的卷，上面粗下面细，送进了嘴里。
我自己在北京只吃过春饼，按吃春饼的方式卷了一个上下一样粗，底部上翻的“日本手卷”也往嘴里送。“都茂，王君。”富冈停住了手笑了起来，但又没有多说什么。我后来过了很多时候才发现手卷应该上面粗下面细，细到不能卷米饭为止，怪自己观察日本生活不细，也想富冈老总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也许是他觉得，中国人用吃春饼的方式做日本手卷也是一个吃法，欲说又止。
那天饭后坐在沙发上还是看报纸，我发现他家差不多定了所有大报、体育报纸。我们一起翻，一块聊，不像在编辑部，又像在那里。生活中好像除了报纸杂志就没有其他了。到现在即便不能会话，不能行走的时候，富冈还在翻报纸，机械地翻这些报纸。
我多么希望他能翻着翻着，像多少年前那样略带敬佩，或者是稍有不满地说一声“都茂”，但到了最后富冈也没有说出什么。
